国家三大奖对于高校来说，是入选双一流的硬通货，被认为是双一流最重要的影响因子之一。同时也是院士入门的通行证。
福州大学获得过国家三大奖（国家自然科学奖、国家技术发明奖、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），建校以来累计斩获18项相关奖项，既有着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奖的亮眼成绩，也多次以参与单位拿下荣誉。
2024年6月24日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召开。由福州大学作为第一完成单位，王心晨教授主持完成的“氮化碳光催化”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；布鲁诺·布里斯杰拉教授获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。校长吴明红院士参与完成的“京津冀地下水污染防治关键技术与应用”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；宋秋玲教授参与完成的“双金属有机试剂的发现与发展”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。此外，学校获批3个国家级平台，高能级平台建设实现突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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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》后，科技部于2018年启动国家科技奖改革，这场变革让原本就极具分量的国家科技奖，难度再攀新高。授奖总数被严格控制在每届300项以内，提名机制历经调整，受理数量从每年千余项飙升至2020年的1773项，而获奖率则从2017年前的30%以上骤降至20%以下，2020年更是低至14.9%。2025年起，评奖周期从一年一评改为两年一评，这意味着年均获奖数量从300项缩减至150项，获奖难度实现跨越式提升。
国家科技奖的“难”，源于其中国科技界顶尖荣誉的定位与严苛评选机制的双重加持。它绝非简单的“优秀评选”，而是一场“优中选优、强中决强”的巅峰对决，最终脱颖而出的项目，堪称科技领域“皇冠上的明珠”。其难度核心体现在四大维度：
一、金字塔尖的竞争：稀缺的获奖名额
国家科技奖本质是全国顶尖科技成果的“同台竞技”。提名环节已设置高门槛，能进入候选池的项目，均是各省部级单位、行业协会、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层层筛选后的佼佼者，代表着所属领域的最高水平，每届提名总数约1500项。而授奖名额的稀缺更显珍贵，近年来每届授奖总数严控在300项内，2023年度仅248项，平均获奖率不足20%，超八成顶尖项目面临淘汰。
其中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取难度更是极致，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，自1999年设立以来仅有30余位科学家获此殊荣，难度甚至高于当选院士。
二、超越“优秀”的标准：严苛的评选要求
获奖项目必须同时满足四项苛刻标准，缺一不可。在原创性与重大突破上，需在基础理论、技术原理或系统集成上实现首创性或革命性进展，简单改进、推广或模仿绝无可能入围；在实际效益上，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极度看重成果转化，需经三年以上实践检验，产生巨额经济效益或深远社会效益；在积累沉淀上，绝大多数获奖项目是团队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结晶，考验成果的成熟度与稳定性，拒绝短期热点炒作；在国际认可上，成果需通过顶级论文发表、核心专利持有、行业标准制定等形式，获得国内外同行广泛认可。
三、近乎“残酷”的流程：多层筛选与全程监督
评选过程漫长而严格，确保结果的权威性与公正性。首先由权威专家、学术组织等推荐提名，门槛极高；随后经过形式审查淘汰材料不合格项目；初评阶段从数万人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匿名“背靠背”打分，淘汰约60%项目；会议评审环节，各领域顶尖专家分组听取答辩、质询投票，再淘汰约一半项目；之后经评审委员会投票、国家科技奖励委员会审定、科技部审核，报党中央、国务院批准，最后进行社会公示接受全程监督，任何环节存在瑕疵都可能导致出局，全程犹如“过五关斩六将”。
四、至高无上的价值：衡量实力的核心标尺
正因为获奖难度极大，国家科技奖的“含金量”堪称顶级，成为多方认可的核心标尺。对科学家而言，这是学术生涯的巅峰荣誉，是评选两院院士的重要“硬通货”；对高校和科研机构，它是衡量科研实力与学科建设水平的关键指标，直接影响“双一流”评估、资源分配与学术声誉；对企业，这是国家级技术创新能力认证，能带来巨大品牌效应与市场价值；对国家，获奖名单是科技战略方向与实力水平的晴雨表，聚焦“卡脖子”难题与未来科技制高点。
总而言之，国家科技奖不是横向的“达标赛”，而是纵向的“拔尖赛”。它要求项目兼具理论高度、应用深度、时间厚度与国际广度，还要历经顶尖同行的严苛审视。最终胜出的，无一不是代表国家该领域最高水平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重大科技成果，这正是其权威性与崇高地位的根本所在。
数据补充，三大奖获奖统计
